纪念黄钰生百年诞辰的座谈会开得无声无息。只有申泮文院士感慨这位“国家级人物”的不被认识。今天，教育大词典中找不到黄钰生的名字，连很多南开大学的学生都不知他是何许人也。
有理由认为黄钰生是“国士无双”的人物。他的一生跟南开大学不可分离。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被公认为现代高等教育的光辉范式，南开的加盟曾给联大增添异样的光辉。跟北大、清华不同，南开是私立大学：标志国民进步的还得说是民间涌现的大学，所以梁启超说“南开不独为中国私立大学之母，亦将为全国大学之母”。
黄钰生，字子坚，1937年出版的《古今人物别号索引》就收录了他，却不收闻一多。联大的领导机构是三校长组成的常委会，其中南开校长张伯苓因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，长住重庆，一直由黄子坚代行常委职责的。蒋梦麟、梅贻琦二常委离滇时，校务曾一度由黄临时主持。联大定址昆明前，黄就因为带领三校师生进行校歌所称的万里长征而闻名全国。闻一多牺牲时黄又任校内丧葬抚恤委员会主席。早在五四运动中，他就与罗隆基同为清华三代表之一。这样一位人物为什么竟被遗忘？
把南开办成“中国大学之母”的艰难使命，命定要落在黄钰生的肩上。他是湖北沔阳人，1898年生，从11岁就在天津舅父卢靖的家教下长大。卢靖字号木斋，是一位真正“国士无双”的人物：自学西学，1885年二十岁时以几何学应试乡举，经皇帝特别恩准，成为中国第一位靠西学取得“学位”的人才，被李鸿章聘为天津武备学堂总教习。当时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同职，两人一海一陆，都志在强兵救国。后来导致中国“世变之亟”的严复译《天演论》，最早的版本就是由卢木斋出资刊刻的。卢于1903年执掌直隶学务，因而与学部侍郎严修，天津南开学校的创办者，成为密友和同道。当时天津是新政中心，中国最早的大学中西学堂就出在这里。卢木斋早年已立下平生三大心愿，第一就是创办大学，但他不如严修家财钜富，见友人决心倾家办学，便改取鼎力助成态度，慨解义囊，成为南开最早的巨额捐资人之一。他自己则倾力于图书馆事业，直隶图书馆（现天津图书馆的前身）就是他一手倡办的，后来又捐资建立南开大学图书馆。
黄钰生在南开中学肄业四年后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，1919年赴美留学。那时他早已是严修、张伯苓瞩望的接班人，当然只能主修教育学。1925年归国，不久就挑起了南开学校大学部主任的重任，成为张校长的大总管。严修向水师学堂毕业、海军出身的张托付了一切，因为强国使命需要特殊坚强的人选：海军的奇耻大辱理应淬砺出国魂之所钟。张目睹威海卫三天三易帜（日旗——国旗——英旗），他“不恨别人，就恨自己不争气”。严、张的“争气”精神一直鞭策着黄钰生。
卢木斋对外甥的教育首重国学，从背诵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开始。“五四”亲聆蔡元培教导使他倒向新学，对蔡先生心仪终身。出身、使命和留美的影响把他定型为自由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。对于办大学他有整套理念。从《大学教育和南大的意义》一文可以窥见壮年黄钰生的抱负。他说大学是干什么的？简言之，一是“润身”，二是“淑世”（可以理解为与启蒙、救亡相应）。宇宙与原子的万有皆空等“可怕的、可哭的”真理使人忘掉一切“峭屑鄙俗”，是为大学教育的意义。但他清醒地说“在承平的国家，大学教育以润身为先，而在我们这纷乱的国家，就须以淑世为先了”。南开的特点就是“不服气精神”，要“用人格和学问去争气”，“南大不信中国人根本不行，不信在中国社会做事必须要圆滑敷衍，不信喊口号、讲主义可以制服军阀打倒列强……怕难的不必来，好奉承的不必来，服了这口气的不必来”。
黄钰生在教育使命和激进学运的夹缝中饱尝艰辛。联大期间他还自找更大的压力，就是教育理想的实验。他被委任创办联大五学院之一的教育学院，北大的教育系即并入此院。他请朱自清等兼任系主任，聘冯友兰等一大批名教授。更突出的是对学生极严格的要求，为了将来“领导青年“，仪容行止都要合规矩。一名学生因分数问题将黄打伤，他也不肯通融。他说“我原想把师院办成牛津大学式的或古代书院式的，以区别与联大的其他院校。但因多数课程都和文理学院合班上课，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；我仿照南开中学那样进行严格的管理，也使一些学生不满”。尽管“理想终告失败”，他超出全国最高水准的追求，却应成为中国教育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。
黄钰生要实现牛津式于联大的框架内，固无成功可能，但抗战前后的南开确实成绩卓著。仅历史系就罗致了梁启超、范文澜、蒋廷黻、谢国祯等名家，教授中留美者占76％之多。台湾吴大猷等校友认为南大的水平属于世界一流。南大的独特体制是不设教务长、训导长、总务长等职，而由秘书长总揽。黄一直任秘书长（大学部主任改称）。他日常的负担和非常的磨难为一般文人难以承受。日军轰炸侵占南开时，他冒炮火保护师生、抢救图书，最后一个潜离险境。“长征”中，肩负率三校二百多学生跨三省步行三千里的艰巨任务，他年纪最大、地位最尊，晨兴最早，夜眠最迟，从排除险难计划途程，到安排食宿照顾病号，上下左右无不感佩。胜利后，为回津复校，又要与官僚作种种难堪的周旋。风风雨雨27年，直到把南开献给新中国政权。
1952年“三反”运动骤起，高校按苏联模式进行的院系调整也前后进行。高潮中有人谈出了占便宜的细故，领导运动者借机大造声势，要给黄钰生扣上莫须有的“贪污”帽子；搞不下去了，便借院系调整含糊收场。黄突然被调离27年间死生以之的南开，从此脱离教育界。中国“士”阶层耻于谈利，钱都要代称“孔方”，学府的改造，竟借“反贪污”扩大化来实施，未免过于不讲方式。
黄钰生被突然调任市图书馆馆长职务。新社会的图书馆，已从直属市议会降为市文化局下属，仅是“处级”单位。那年头党支书说了算，有职无权的尴尬可想而知。周恩来一次会见南开同学，对黄钰生说图书馆工作适合旧知识分子，总算抚慰；图书馆事业，因舅父卢木斋的家学缘分，幸而使黄感到亲切。黄在熬过了“文革”的磨难后，由于受到周恩来的关怀，加上老当益壮，牛刀割鸡，83岁还当劳动模范，终老没有脱离图书馆岗位。他87岁上入了党，从1987年任市政协副主席，民主人士无年龄限制，直到1990年以92岁高龄逝世，后事办得极为风光。
但谁想到，本该不在话下的平反问题竟仍然长期桎梏着他的精神。他的学生、南大化学家申泮文院士等校友不屈不挠的奔走令人感动。在平反的高潮中，只是撤消了黄“严重政治历史问题”的结论，至于1952年的冤案，校方却无动静。1985年校友自发聚会纪念黄从事教育60周年，出席的有美籍著名科学家陈省身、牛满江等多人，大家决定联名请求为老师平反，谁想竟遭到重重阻碍。当年三项处分只平反了两项，“撤消教授职称”一项避而不谈。平反会上87岁的黄先生突然问了一句“我还是南大的教授吗？”做教授，恢复跟南大的联系，这才是他魂萦梦绕的心事。黄先生终于“带着这个遗憾离开了人世”。记载他的一生的书只能题名《黄钰生同志纪念集》。
晚年的黄钰生十分羡慕友人吴有训、郑天挺在物理学、史学方面的成就。以他的资质，无论从事什么学科都不落人后。但他的年华全为教育所占、所误，因此注定默默无闻。他后悔做教育家吗？谁知道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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